禅门故事 南怀瑾《禅话》中国佛教原始的禅与禅宗四祖的风格

443028295 · 发布于 2019年09月13日 · 最后由 443028295 回复于 2019年09月13日 · 22 次阅读
96
本帖已被设为精华帖!

07.01、南北朝至隋唐间禅道的发展与影响 由达摩一系传承的禅宗,虽然密相付授而到三祖僧璨及四祖道信,经历梁、隋而到李唐开国之初,先后相承,大约已有一百五十余年之久。但是在此时期,除了达摩禅一系的单传衣钵之外,其初由汉末安世高、三国康僧会、西晋竺法护,与东晋佛图澄、姚秦时期鸠摩罗什等所传的禅定止观修法,普及当时三百年来的整个佛教界与朝野之间,极为流行。因修习禅定止观的实验方法而得证佛法果位的人,也远较达摩一系的为多。至于有关禅佛的最高见地和成就,其间的优劣得失,应当另属专题,今且略而不论。但无论宗教、学术思想,以及人类历史的演变,推其前因后果,必有互相更迭的演变作用。以此而例,初唐时代兴起的禅宗,从四祖以后的隆盛情况,穷源溯本,仍由于种因于前代风尚的趋势而来。现在为要讲述四祖以后禅宗的发展与演变,必须要追溯隋、唐以前禅道发展的情形,以资了解。

共收到 4 条回复
32 443028295 将本帖设为了精华贴 09月13日 08:12
96

07.02、汉末有关习禅的初期发展史料 安息国沙门安清,字世高。本世子,当嗣位。让之叔父,舍国出家。既至洛阳,译经二十九部,一百七十六卷。绝笔于灵帝建宁三年(公元一七○年)。月支国沙门支谶,亦于同时至洛阳,开始译经。由是百姓向化,事佛弥盛。至于与禅定有密切关系的“般舟三昧”的苦行修法,早在东汉灵帝熹平二年(一七三年)就译出了。

“癸丑,是年天竺沙门竺佛朔至洛阳,译《道行般若经》。弃文存质,深得经意。至光和中,同支谶译《般舟三昧经》共三卷。”

到东晋安帝义熙二年丙午(公元四○六年),天竺尊者佛驮跋陀至长安传译有关禅定的修证方法。从此禅修的法门,更加通盛。佛驮跋陀初来中国的时候,鸠摩罗什备极欢迎。当时跋陀与罗什,曾经有过一段极风趣的交谈。如云:

“佛驮跋陀至长安,什公倒屣迎之,以相得迟暮为恨,议论多发药。跋陀曰:公所译未出人意,乃有高名何耶?什曰:吾以年运已往,为学者妄相粉饰,公雷同以为高乎?从容决未了之义,弥增诚敬。”(以上均见于《佛祖历代通载》)又如梁释慧皎著《高僧传》有关习禅者的论评说:

“禅也者,妙万物而为言。故能无法不缘,无境不察。然后缘法察境,唯寂乃明。其犹渊池息浪,则彻见鱼石。心水既澄,则凝照无隐。《老子》云:‘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。’故轻必以重为本,躁必以静为基。《大智度论》云:‘譬如服药将身,权息家务。气力平健,则还修家业。如是以禅定力,服智慧药。得其力已,还化众生。’是以四等六通,由禅而起。八除十入,借定方成。故知禅之为用大矣哉!”

这是从专精佛教学理的立场,评论禅定在佛法修证上的价值与重要性。但不是专指唐代以后的禅宗而言。又云:

“自遗教东移,禅道亦授。先是世高、法护,译出禅经。僧光、昙猷等并依教修心,终成胜业。故能内逾喜乐,外折妖祥,摈鬼魅于重岩,赌神僧于绝石。及沙门智严,躬履西域,请罽宾禅师佛驮跋陀,更传业东土。玄高、玄绍等,亦并亲受仪则。出入尽于数随,往返穷乎还净。……

然禅用为显,属在神通。故使三千宅乎毛孔,四海结为凝酥,过石壁而无壅,擎大众而弗遗。”

这是说明由东汉安世高、西晋法护翻译禅经,以及晋代佛驮跋陀的再传禅定的修法以来,因修禅定而证得神异等的奇迹,遂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事业,影响大增。

96

07.03、东晋以后有关习禅的史料与论评 在东晋的时期,除了佛驮跋陀的传译禅定修法与译出六十卷《华严经》以外,鸠摩罗什也同时传授禅法。唐代高僧道宣律师著《续高僧传》,他对于有关习禅者的论评说:

“自释教道东,心学唯鲜。逮于晋世,方闻睿公(僧睿)……时译《大论》(《大智度论》)有涉禅门。因以情求,广其行务。童寿(鸠摩罗什)宏其博施,乃为出《禅法要解》等经。

自斯厥后,祖习逾繁。昙影、道融,厉精于淮北;智严、慧观,勤心于江东。山栖结众,则慧远标宗(净土宗);独往孤征,则僧群显异。”

这是概论东晋以后的风气所扇,习禅者愈来愈多的情形。从此以后,历经宋、齐、梁、陈,佛教的弘开和修习禅定的风尚,更加普及,上至帝王大臣,均偃然从风。至于北魏情形,《魏书·释老志》及司马温公所论甚详,不及备录。

其次有关北齐、北周修禅风气的情形,如论评说:

“高齐河北,独盛僧稠。周氏关中,专登僧宝。僧宝之冠,方驾澄安。神道所通,制伏强御。至令宣帝担负,倾府藏于云门。冢宰降阶,展归心于福寺。诚有图矣。”

有关梁朝禅修的发展,以及达摩大师东来传授禅宗心法以后的情形,论评说:“逮于梁祖,广辟定门,搜扬寓内。有心学者,总集扬都。校量浅深,自为部类。又于钟阳上下,双建定林(寺名),夫息心之侣,栖闲综业。”

“属有菩提达摩者,神化居宗,阐导河洛。大乘壁观,功业最高。在世学流,归仰如市。”

有关陈朝和修习天台宗禅法的情形,论评说:

“有陈智璀,师仰慧思。思实深解玄微,行德难测。璀亦颇怀亲定,声闻于天。致使陈氏帝宗,咸承归戒。图像营供,逸听南都。然而得在开宏,失在对治。宗仰之最,世莫有加。会谒衡岳,方陈过隙。未及断除,遂终身世。”

有关隋朝的习禅及其流弊的论评说:

“隋祖创业,偏宗定门。下诏述之,具广如传。京邑西南,置禅定寺。四海征引,百司供给。来仪名德,咸悉暮年。有终世者,无非坐化。具以奏闻,帝倍归依。二世缵历,又同置寺。初虽诏募,终杂讲徒,故无取矣。”

有关天台宗禅定(止观)情形的论评说:

“当朝智顗,亦时禅望。锋辩所指,靡不倒戈。师匠天廷,荣冠朝列,不可轻矣。”

96

07.04、禅宗四祖道信的笃实禅风 由以上简录记载传述的史料,便可了解自汉末、魏、晋、南北朝以来习禅风气的普及情形。同时亦由此可知齐、梁之间志公(宝志禅师)与傅大士(傅翕)的发明禅悟,与达摩禅的一系,并无密切的关系。

总之,自汉末、魏、晋到梁、隋之间的佛法修证,完全侧重于修习禅定的行门,并非即如达摩禅“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的“教外别传”法门。所以由二祖神光、三祖僧璨,直到四祖道信时期,由达摩大师传承佛法心宗的一脉,才逐渐演变为中国禅宗的风格。到了五祖弘忍与六祖慧能、神秀手里,才又别开生面成为中国禅宗的特殊面目与精神。

但四祖道信大师的禅风,非常笃实。除了见地方面,纯以达摩禅的一脉为宗旨。至于修证方面,躬亲实践,仍然注重修习禅定。一如魏、晋、南北朝以来的精神,极其庄严正确。如《传灯录》与其他有关资料的记载,四祖六十年来习于长坐不卧而修禅定,这便是他“现身说法”的示相,也才是真正承接达摩大师“壁观”的榜样。如《传灯录》所载云:

“道信大师者,姓司马氏。世居河内,后徙于荆州之广济县。师生而超异,幼慕空宗诸解脱门,宛如宿习。既嗣祖风,摄心无寐,胁不至席者,仅六十年。” 以下为作者案语。 新语云:读了这段史传的记载,我们应当反省近代与现代人的谈禅学道。一天禅定的工夫也不学习,仅从口头禅上拾人牙慧,会之于妄心意识,便恣逞快口利嘴以欺人,也自称为禅宗悟道之徒,殊可悲愍。虽然,事起弊生,无论世出世间诸事,莫不如此。故唐代道宣律师论述当时习禅者的情形,也便早已发现有如现在的现象。人事代谢,风月依然。借古鉴今,抑乎可叹。 “顷世定士,多削义门。随闻道听,即而依学,未曾思择,扈背了经。每缘极旨,多亏声望。吐言来诮,往往繁焉。(辟驳不通佛经教义而妄修禅定者) 或复耽著世定,谓习真空。诵念西方,志图灭惑。肩颈挂珠,乱掐而称禅数。衲衣乞食,综计以为心道。(辟驳妄心念佛与从事攀缘自以为即是禅修者) 又有倚托堂殿,浇旋竭诚。邪仰安形,苟在曲计,执以为是,余学并非。(辟驳盲目信仰求佛修福以为禅修者) 冰想铿然,我倒谁识。斯并戒见二取,正使现行。封附不除,用增愚鲁。(总辟妄见) 向若才割世网,始预法门。博听论经,明闲慧戒。然后归神摄虑,凭准圣言。动则随戒策修,静则不忘前智。固当人法两镜,真俗四依。达智未知,宁存亡识。如斯习定,非智不禅。则衡岭台崖,扇其风也。(赞扬南岳天台的禅定修法) 复有相述同好,聚结山门,持犯蒙然,动挂形网。运斤挥刃,无避种生。炊爨饮啖,静惭宿触。(辟驳经营生计不守戒律而如俗人者) 或有立性刚猛,志尚下流。善友莫寻,正经罕读。瞥闻一句,即谓司南。昌言五住久倾,十地将满。法性早见,佛智已明。此并约境住心,妄言澄净。还缘心住,附相转心。不觉心移,故怀虚托。生心念净,岂得会真。故经陈心相,飘鼓不停。蛇舌灯焰,住山流水,念念生灭,变变常新。不识乱念,翻怀见网,相命禅宗,未闲禅字,如斯般辈,其量甚多,致使讲徒倒轻此类。故世谚曰:无知之叟,义指禅师。乱识之夫,共归明德。返迷皆已大照,随妄普翳真科。不思此言,互谈名实。(双边辟驳狂禅之流与枉事佛学义理的研究者) 考夫定慧之学,谅在观门。诸论所陈,良为明证。通斯致也,则离乱定学之功,见惑慧明之业,苦双轮之迷涉,等真俗之同游。所以想远振于清风,稠实标于华望。贻厥后寄,其源可寻。斯并古人之所录,岂虚也哉!”(总论禅修的重要)

96

07.05、轻生死重去就的道信大师的风格 禅宗四祖道信大师,即以“摄心无寐,胁不至席者六十年”的笃实禅修,为行持的宗风。到了隋大业十二年(公元六一六年),为了躲避世乱,便率领他的徒众来到吉州(江西),恰好又碰到群盗围城的事,他就稍微显露一点神奇的事迹。到了唐武德七年甲申岁(公元六三四年),他又回到蕲春,住在破头山,跟他习禅的人也就愈来愈多了。综览《传灯录》、《五灯会元》、《指月录》、《续高僧传》等资料,都有同样的记载如次云:

“隋大业十三载,领徒众抵吉州。值群盗围城,七旬不解,万众惶怖。祖悯之,教念摩诃般若。时贼众望雉堞间,若有神兵,乃相谓曰:城内必有异人。稍稍引去。唐武德甲申岁,师却返蕲春,住破头山,学侣云臻。” 以下为作者案语。 新语云:由以上的记载,便可发现自四祖道信大师开始,已经逐渐变更达摩初传禅宗于二祖神光时,以《楞伽经》印心的传统了。四祖教人念摩诃般若(《大般若经》是佛法中阐言体性空的要典),从此,自五祖弘忍付授六祖慧能以来,便改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以印心,因此而开启初唐以后中国禅宗的特色。除此以外,四祖道信大师,又为后世学者留下不慕虚荣,轻生死,重去就的清风亮节,作为世出世间的典范。唐、宋以后许多儒家的“高士”、“处士”,和道家的神仙们,亦多有相同的志趣。这是中国文化另一面的精神,也是中华民族的血统中特别强烈的一种特殊精神,应当尊重注意,然后才能谈——中国文化的气节。 “贞观癸卯岁(公元六四三年)太宗向师道味,欲瞻风采。诏赴京,祖上表逊谢,前后三返。第四度命使曰:如果不起,取首来。使至山谕旨,祖乃引颈就刃,神色俨然。使回,以状闻,帝弥钦重。 高宗永徽二年辛亥岁(公元六五一年)闰九月四日,忽垂诫门人曰:一切诸法,悉皆解脱。汝等各自护念,流化未来。言讫,安坐而逝。寿七十四岁,塔于本山。明年四月八日,塔户自开,仪相如生,尔后门人遂不敢复闭焉。”

需要 登录 后方可回复, 如果你还没有账号请点击这里 注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