禅门故事 南怀瑾《禅话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禅与达摩禅

443028295 · 发布于 2019年09月09日 · 最后由 443028295 回复于 2019年09月09日 · 33 次阅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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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.01、北魏齐粱之间佛学与佛教发展的大势 中国的历史,继魏晋以后,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南北朝时代。这个时代从东晋开始,到李唐帝业的兴起,先后约经三百年左右,在这三百年间,从历史的角度,和以统一为主的史学观念来说,我们也可称之为中国中古的“黑暗时期”,或“变乱时期”。而从人类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来说,每个变乱的时代,往往就是文化、学术思想最发达的时代。或是时代刺激思想而发展学术;或由思想学术而反激出时代的变乱,实在很难遽(ju4:急,仓猝)下定论。因为错综复杂的因素太多,不能单从某一角度而以偏概全。现在仅从禅宗的发展史而立论,除了已经提出在北魏与粱武帝时代的达摩禅传入中国以外,还必须先了解当时在中国佛教中的中国禅等情形,然后综合清理其间的种种脉络,才能了解隋、唐以后中国禅宗兴起的史实。

人尽皆知达摩大师初来中国的动机,是他认为“东土震旦,有大乘气象”。因此渡海东来,传授了禅宗。我们从历史上回顾一下那个时期中国佛教的情形,究竟是如何的有大乘气象呢?现在先从东晋前后的情势来讲。

关于翻译佛经:著名的有鸠摩罗什、佛陀耶舍、佛驮跋陀罗、法显、昙无竭等声势浩大的译经事业。由东晋到齐、粱之间,先后相继,其中约有三十多位大师为其中心,尽心致力其事。

关于佛学义理的高深造诣:著名的有朱士行、康僧渊、支遁、道安、昙翼、僧睿、僧肇、竺道生、玄畅等,而先后相互辉映的辅佐人士,约三百人左右。

至于其中首先开创宗派,成为中国佛教的特征的,就是慧远法师在庐山结立白莲社,为后世中国净土宗的初祖。

此外,以神异(神通)作为教化的,先后约三十人左右。其中东晋时期的佛图澄、刘宋的神僧怀度等,对于当代匡时救世之功,实有多者。至于其他以习禅、守戒,以及以从事宣扬佛教的各种活动而著名于当世的,先后约有一百二、三十人。但以上所说,只是对当世佛教中的西域客僧,与中国的出家僧人而言。有关比丘尼(出家的女众)、帝王、将相、长者、居士,以及一般林林总总的信奉者,当然无法统计。唯据史称粱天监八年,即北魏永平二年间(公元五0九年)的记载,可以窥其大略。

“时佛教盛于洛阳(魏都)。沙门自西域来者,三千余人。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居之。处士冯亮有巧思,魏主使择嵩山形胜之地,立闲居寺,极岩壑土木之美。由是远近乘风,无不事佛。比及延昌(北魏宣武年号),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,僧众二百万。”

但是南朝由宋、齐、粱所建立的佛寺,以及度僧出家的人数,还不在此限,也无法详细统计,如据《高僧传》等记载,粱武帝对达摩大师说:“朕即位已来,造寺、写经、度僧,不可胜记。”虽然言之过甚,但以粱武帝的作风来说,当然是很多很多。后来中唐时代诗人杜牧诗云: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也只是指出邻近于金陵、扬州一带,江南的一角而已,并不涉及黄河南北与大江南北等地。从以上所例举的情形,对于当时的佛教和佛学文化的发展趋势,足以看出它声势的浩大,影响朝野上下,无所不至。

总之,魏晋南北朝时代三百年间,由于变乱相仍,战伐不已,凡有才识之士,大都倾向于当时名士陶渊明的高蹈避世路线。同时又适逢佛学开始昌明,因此就将悲天悯人的情绪,统统趋向于形而上道的思想领域。所以佛教中的人才,大多都是当时英华秀出的俊彦之士。次如立身从政,而又“危行言逊”的文人学士,名重当时而足以影响学术思想者,如齐、粱之间的范云、沈约、任昉、陶弘景、谢朏、何点、何胤、刘勰(xié:通协)等人,都与佛学结有不解之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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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.02、齐粱之间中国的大乘禅 佛学的主旨,重在修证。而修证的方法,都以禅定为其中心。自东晋以来,因佛图澄等人屡示神异为教化,并又传译小乘禅观等的修持方法。修习禅定,对于一般从事佛学研究和信仰佛教者,已经成为时髦的风气。后来又因译经事业的发达,许多英华才智之士,吸收佛学的精义,融会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,渐已开始形成中国大乘佛学的新面目,因此达摩大师从印度东来之前曾说:“东土震旦,有大乘气象。”这并非完全是凭空臆测之语。

即使达摩大师不来中国传授禅宗,如果假以时日,中国的禅道亦将独自形成为另一新兴宗派,犹如东晋时期的慧远法师,独立开创净土宗一样。这也是事有必至、理有固然的道理。例如在齐、粱之际,当达摩大师东来之前,中国本土大乘禅的代表人物,最著名的便是宝志和尚、傅大士、慧文法师等三人,而且他们的言行,对于隋、唐以后新兴的禅宗与其他宗派--如天台、华严宗等,都有莫大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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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.03、中国大乘禅的初期大师 宝志禅师,世称志公和尚,据粱释慧皎所撰《高僧传》的记载,原名保志。

“保志,本姓朱,金城人。少出家,师事沙门僧俭为和尚,修习禅业。至宋太始初,忽如僻异,居起无定,饮食无时,发长数寸,常行街巷,执一锡杖,杖头挂剪刀及镜,或挂一两匹帛。齐建元中,稍见异迹,数日不食,亦无饥容。与人言,始若难晓,后皆效验。时或赋诗,言如谶(chen4:迷信的人指将来要应验的预言、预兆)记。京土士庶,皆敬事之。......”

又据《五灯会元》等所载:

“初,东阳民朱氏之妇,上巳日,闻儿啼鹰巢中,梯树得之,举以为子。七岁,依钟山沙门僧俭出家,专修禅观。宋太始二年,发而徒跣(xian2:跣足,光着脚),着锦袍,往来皖山剑水之下,以剪尺拂子挂杖头,负之而行。天监二年,粱武帝诏问,弟子烦惑未除,何以治之?答曰:十二。帝问其旨如何?答曰:在书字时节刻漏中。帝益不晓。......”

总之,志公在齐、粱之际,以神异的行径,行使教化,这是他处乱世行正道,和光同尘的逆行方式,正如老子所说“正言若反”的意义一样。而他对于大乘佛法的正面真义,却有《大乘赞》十首、《十二时颂》与《十四科颂》等名著留传后世。尤其《十四科颂》中,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的佛学思想,与佛法修证的精义,充分发挥了中国佛学的大乘精神。我们在千载以后读之,已经习惯成自然,并不觉得怎样特别,但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和佛学的观念来说,却是非常大胆而富有创见的著作,的确不同凡响。其中他所提出的十四项“不二法门”的观点,影响隋、唐以后的佛学和学术思想,实在非常有力。也可以说,唐代以后的禅宗,与其说是达摩禅,毋宁说是混合达摩、志公、傅大士的禅宗思想,更为恰当。因文繁不录,但就志公《十四科颂》的提示,便可由此一斑而得窥全豹:

(一)菩提烦恼不二。(二)持犯不二。(三)佛与众生不二。(四)事理不二。(五)静乱不二。(六)善恶不二。(七)色空不二。(八)生死不二。(九)断除不二。(十)真俗不二。(十一)解缚不二。(十二)境照不二。(十三)运用无碍不二。(十四)迷悟不二。

以上所举志公《十四科颂》的提纲,虽然没有完全抄录内容,但他所提出的问题,都是当时佛学界的重要问题。因为汉末到齐粱之间,大乘佛学的内容,没有完全翻译过来,大多都是根据小乘佛学的观点,还未融会大小乘佛学的真谛。总之,当齐、粱之际,在志公之前,中国本土的学者,极少有人能融会佛学的大乘义理与禅定的修证工夫,而知行合一的。但从志公、傅大士、慧文法师以后,那就大有不同了。

因此,如果要讲中国禅的开始和禅宗的发展史,就应当从志公等人说起。但志公遭逢乱世,同时中国禅的风气尚未建立,因故意装疯卖傻,而以神秘的姿态出现。就如他的出生与身世,也都是充满了神秘的疑案。到了南宋以后,杭州灵隐寺的道济禅师,他的作风行经,也走此路线,世称“济公”。后人景慕他的为人,把他的传闻事迹,在明、清以后,还编成了小说,称为《济公传》,普遍流行,深受一般社会的欢迎。《济公传》中许多故事,就是套用志公的事迹,混合构想而编成的。至于以神异行化的作用何在,我认为粱释慧皎法师著作《高僧传》的评论,最为恰当。如云:

论曰:神道之为化也,盖以抑夸强、催侮(欺负,轻慢)慢、挫凶锐、解尘纷。至若飞轮御宝,则善信归降;竦(恭敬;同‘悚’)石参烟,则力士潜伏。当知至治无心,刚柔在化,自晋惠失政,怀愍(min2:同‘悯’的忧愁之意)播迁,中州寇荡,窦羯(jie2:古代北方少数民族)乱交,渊曜篡虐于前,勒虎潜凶于后,郡国分崩,民遭涂炭。澄公悯锋镝(di2:箭头)之方始,痛刑害之未央,遂彰神化于葛陂,骋悬记于襄邺(ye4:古地名,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),借密咒而济将尽,拟香气而拔临危,瞻铃映掌,坐定凶吉,终令二石稽首,荒裔子来,泽润苍生,固无以校也。其后佛调、耆(qi2:年老)域、涉公、怀度等,或韬光晦影,俯同迷俗;或显现神奇,遥记方兆;或死而更生;或窆(biǎn:埋葬)后空椁(: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。);灵迹怪诡,莫测其然!但典章不同,去取亦异,至如刘安、李脱,书史则以为谋僭(jian4:超越本分,旧时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器物等等)妖荡,仙录则以为羽化云翔。夫理之所贵者,合道也,事之所贵者,济物也,故权者反常而合道,利用以成务。然前传所记,其详莫究,或由法身应感,或是遁仙高逸,但使一分兼人,便足高矣。至如慧则之感香瓮,能致痼疾消瘳(chōu:病愈);史宗之过渔梁,乃令潜鳞得命;白足临刀不伤,遗法为之更始;保志分身圆户,帝王以之加信;光虽和而弗污其体,尘虽同而弗渝其真,故先代文纪,并见宗录。若其夸炫方伎,左道乱时,因神药而高飞,借芳芝而寿考,与夫鸡鸣云中,狗吠天上,蛇鹄(hu2:水鸟,俗叫‘天鹅’)不死,龟灵千年,曾是为异乎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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